2.9更新：
应知友们的要求删除了尺蠖的图片，换成了卡通版的毛毛虫。因为尺蠖的长相可能引起不适，有感兴趣的自己搜搜吧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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尺蠖效应是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提出来的。
所谓尺蠖效应来源于对尺蠖这种动物爬行方式的观察。下图就是尺蠖（其实是毛毛虫，但原理是类似的，请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）：
尺蠖要向左爬，就把左边身体伸长一点，右边身体缩短一些，反之亦然。但是无论左右的长度如何分配，都是为了爬行服务。无论尺蠖如何蠕动，也都只能在一条直线上爬行。
引申到政治领域，尺蠖效应试图比喻这样一个事实： 政府可以在两种截然相反的政策中选择，但无论政府如何选择，这种选择的结果都是对政府有利的。
尺蠖 爬行的路线 就是 政府的利益 。尺蠖 爬行的方向 就是政府的 备选政策 ：向左爬，就意味着政府采取左倾的政策——扩张自己的权力，增加赋税，加强对经济的管制，鼓励民族意识；向右爬，就意味着政府采取右倾的政策——缩小自己的责任，减少赋税，放松对经济的管制，抵制民族意识。尺蠖爬行时左右 伸缩的长度 就是政府的 政策分配 ：向左伸长一些，就意味着这个时候政府更倾向于采取左倾的政策，反之亦然。但是无论尺蠖怎么爬（也就是 无论政府怎么做 ），它都稳稳当当地爬行在原来那条直线上（也就是 政府的利益始终得到维护 ）。
进一步解释，当政府要扩张自己权力的时候，它就会声称自己这么做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，或者说是为了通过公权力促进社会的平等，于是以一副救世主的模样出马，或者打击富豪，或者增加税率；但一旦某个事故发生，人们呼吁政府应当负起责任时，政府又会说，人们的自由是可贵的，公民应当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摆出一副自由主义者的脸孔大摇大摆地从公共领域抽身退出。总而言之，在尺蠖效应中， 政府获得了没有义务的权力 。
尺蠖效应通常发生在一个缺乏民主的国家。在这种国家中，政府的决策不受公众的监督，使得他们有动机通过调整政策，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以维护自己的权力。
但在民主国家也存在尺蠖效应，不过这个时候，尺蠖效应主要存在于民众的行为中。当民众需要更多的福利的时候，他们会选举左翼政党上台；但当民众觉得税收太高又希望获得更多的自由的时候，又会选举右翼政党上台。 但是，这个右翼政党必须首先承诺他们不会取消原先的福利政策 。不然，没有民众会向他们投票。现在，换成民众只想享受权力而不愿意承担相应地义务。
所以我们可以进一步找到尺蠖效应的更一般的解释： 人们总是倾向于只享受权力而不愿意承担相应的义务 。
尺蠖效应，有两种表现形式
在宪政民主国家，体现为福利和自由放任的交替出现。
而这种交替出现，由于人们既想要福利，又想要自由。于是几次循环下次，每一届政府，都不敢减福利，又必须减税，于是财政越来越少，但是福利又不能停止，就出现了债务危机。
而在非宪政民主的专制国家，体现为权力扩大和责任缩小的交替出现。
左派一上台，不敢说福利，只敢说大政府，于是不断地增加政府权力。而右派一上来，不找市长找市场，推卸责任，于是责任越来越小。于是权力越来越大，使得财政越来越充足，而责任越来越小，包袱越来越轻。
而一方是深受债务危机，另一方则是腰包鼓鼓，就形成了如此怪诞的局面。
尺蠖效应是秦晖命名的，但不算他提出的，他本人在《南风窗》的那篇采访，确实使得这个概念比较广为人知。这个理论上其实来自于布伦德尔-斯卓克斯，和“天平效应”的结合。
其实很好理解，尺蠖是一种无脊椎动物，它的前行方式是“一伸--一缩”，在中间态时会形成一个“拱形”，并且能够保证很稳定的直线运动。
那么这个概念实质上是指：
先预设“人民主权论”，政府是解决我们需求，被人民赋权的而一个机构，其正当性来源于以此权力做合理的服务，其同时为一个责任载体，也是一个执行机构。那么，我们至少可以归类一种最根本的需求———保证社会正常运行和我们的安全。那么作为一个执行体，其权责关系的正当性在于权力和责任要对等。但是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，左派希望政府承担更多责任，加大公共财政开支，以及在公共事务中的主导，高福利，收紧经济政策，那么就必然会使得政府取得更多权力；而右派担心权力过大会威胁到公民阶级的自由，故而提倡宽松经济政策和低福利。那么在选举制度下，这个状况会左右摇摆，最后倾向是时效性的，并有选举程序来决定。这个时候，就形成了一个“拱形”，而这个时候，如果是短周期选举，而且缺乏问责制度的话，左派得势的时候会迎合公共福利需求，开始进行税收加重等扩张，但是未必能够切实用在民众身上，有可能一个政策在周期内无法执行，也有可能是根本不愿意执行；而右派得势的时候，会将左派时代的承诺完全视之无物，并且通过各种方法推卸责任，右翼政策也不能或者不会好好推行。故而整个过程中，民众没有占到任何好处。而秦晖作为右派批判俄罗斯村社改革的时候，将其总结为俄罗斯本身既得利益集团的左右手操控，实质在为自己（红遗们）牟利。
但是总的情况下会趋向于“大政府”的状况（秦晖本人是个右派，所以他认为存在限权宪政可以避免这些问题，但是事实上不是，欧洲就是个最好的例子，美国也有这个趋势）。以欧洲高福利国际为例，某个国家是在黄金三十年末期，左翼党开始建立高福利社会，培养了庞大的中产阶级，尤其是农业补贴和传统行业补贴占了很大公共开支，而高福利社会由于经济周期开始出现发展滞缓的时候，公共开支开始入不敷出，那么民众会倾向于反对者的右翼党。而右翼党的上台必须 承认大部分福利继续有效的 ，通过消减政府开支，以及平衡各行业的补贴，通过给大企业减税刺激就业市场，开始以吸引外资和宽松政策的方法来输入新血，并给本地资本优惠政策是它们避免，以求得经济增长，这个初期是显然有效的，但是除非产业升级，这种流动性增长只是将固化期滞后，而此时右翼政府会继续消减公共福利，来作为急性药方，此时与民众产生矛盾，于是再下一个选举周期，又败给左翼政府。左翼政府二次上台，首先必须兑现选举时候的承诺，会大规模回复福利系统，并且将经济重新陷入滞缓归结为右翼政府的失误和外部因素，那么左翼政府为了填补公共财政的不足，需要从本土大企业和外资进行抽税，以及加剧政府在高产出行业的投资来进行补充，这又会导致外资和大企业逃离，就业市场滞缓，刚缓解的就业率又开始吃红。。如此继续循环。。反对党至少都必须承认前任政党的福利政策大部分有效，而且都在实质上加强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主导力度，持续“大政府化”。，但是好玩的是，宏观经济在这个左右互搏过程中几乎毫无起色，而且民众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好处。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就是法国，从密特朗开始到奥朗德
所以，即使我们假设相当理想的问责制度存在，秦晖提出的这个问题依然会产生，故而秦晖的这个博弈困局提出的不错，但是个人认为他本人针对这个困局的讨论，值得商榷非常之多。
以上仅供参考。
排名第一的答案已经解释的很清楚了，我就补充一句
“尺蠖”这两个字念“chi huo”
嗯？吃货？
好吧其实是“ chǐ huò 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