贯穿诗集中的对黑暗现实、陈腐传统的彻底反抗与破坏，对自由解放、光明新生的热切追求与赞美，以及对革命前途的坚信，对创造理想的乐观，都强烈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革命的愿望、要求和理想，这种革命理想主义构成了《女神》革命浪漫主义的基本精神。诗篇的奔腾的想象与大胆的夸张，宏伟的构思与浓烈的色彩，激昂的音调与急骤的旋律，以及神话的巧妙运用等等，又都同诗人的“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情感”相适应，在创作手法上也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。郭沫若曾说：“诗不是‘做’出来的，只是‘写’出来的。”《女神》中的诗，大多是感情的自然流露。当写作《凤凰涅槃》、《地球，我的母亲！》等诗时，往往诗兴突然袭来，无暇仔细推敲，反复加工，任凭诗句奔泻成章，但由于诗人感情的饱满，艺术修养的深厚，所以无论是粗犷的或是婉约的，都使人感到是信手写来，不事雕琢，仍然能够达到和谐铿锵的境地。。郭沫若广泛地阅读了我国古典诗歌和一些外国著名诗人的作品，并从他们那里接受了程度不同的影响。诗人自己说过：“惠特曼的那种把一切的旧套摆脱干净了的诗风和‘五四’时代的狂飙突进的精神十分合拍，我是彻底地为他那雄浑的豪放的宏朗的调子所动荡了。”郭沫若对屈原有深深的爱好。他在诗剧《湘累》中所表达的那种沛然若决江河的反抗丑恶现实、追求美好理想的精神，既符合于屈原的性格，又代表了“五四”时期诗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。这种精神贯穿在《女神》的很多诗篇里。李白也是郭沫若所喜爱的诗人，他曾将李白的《日出入行》按照新诗的款式分行写了出来，诗中“吾将囊括大块，浩然与溟津同科”的风格、精神和气质，郭沫若与之息息相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