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，现居杭州，毕业于温州教育学院，曾在中学任教。自由撰稿人。近年来傅国涌笔耕甚勤，收获颇丰。据我所知，他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写作，短短几年就有四本书问世，加上在报刊发表的文章，已经超过200万字。 著有《金庸传》、《百年寻梦》等，其写作以历史随笔为主，曾在《书屋》、《随笔》、《东方》、《读书》、《南方周末》等报刊发表文章。是为理想写作的人。 前言： 序/谢泳 国涌是一个自由撰稿人。他的文章近年在国内外很有影响。这次他出版文集，非要让我来写一篇序言，我没有考虑就答应下来了。别人可以推迟，对国涌我是不敢的。 国涌并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，但他近年的努力却让人们产生敬意，因为他不是为学位和职称写作，他是一个为理想写作的人，这样的写作者，现在已经不多见了。国涌写作非常勤奋，年内他还有一本《金庸传》在北京出版，他笔下的金庸想来会别有一番风采，因为我听他说过，他笔下的金庸，不光是一个武侠小说家，还是一个名报人，这一点可能更为他所看重。 我与国涌其实并无深交，几年前我曾听说他的坎坷经历，他通过朋友转给我几篇文章，我本来可以在自己供职的杂志发一下，但因为我的粗心，终于没有发出来。但从此以后，我对他的文章是每见必读，也常和相识的朋友说起，他的文章真是越写越好了。 大约前年冬天，我到杭州开会，才第一次见到国涌，不过只是匆匆一面。第二次见面是在去年，我和丁东、赵诚等从黄山开会回来，经千岛湖路过杭州。见面之后，我感觉他是一个很理性、也很平和的人。只是在谈话深入以后，可以感觉到他当年的激情。因为他多年在山西生活的经历，他对从此地来的人，好像有特殊的信任。那次，我们只在杭州停了一天，有许多的话没有说完，以后我就是看他的文章了。 我常常想，一个人的特殊经历，有时候会很让人感慨。在经历了曲折的生活以后，国涌开始发奋读书，更深入地思考问题。他开始相信进步是一点一滴造成的，他把自己的努力放在追寻前辈文人的足迹上，他选择中国近现代以来为新闻献身的那些前驱，为他们的精神所感动。收在本书中的文章，大体都是报人的经历。对许多人来说，这些历史人物并不陌生，但国涌写出的却是这些人新的一面，这一面就是他们为中国言论所做出的贡献。这样的文章，不是一般的叙述历史人物的遭遇，而是从历史人物的经历中看一个时代的言论空间，看在那样的空间里，一个文人所能做的是什么，已经做出的是什么。国涌的笔下常带感情，这可能也是他文章为许多人所喜欢的原因。文人言政的传统，在他笔下是一个大主题，从这个主题生发出来的，是他对现实人生的另一种感悟，这感悟不仅仅由读书而来，更融入了他的人生体验。可以说，他的文章是他人生的写照，是用痛苦和屈辱换来的。 国涌对文史有特殊的爱好，他能从人们常见的材料中发现新的视角并能结合现实，生发出更多感想。他的文章好，观点也富有启发意义。这本书对于那些还在大学读书并有理想的青年来说，是一本启蒙读物。我可以负责地说，这本书是另一种新闻史，是一本有个人风格的新闻史。它比大学课堂里那些高头讲章更能让一个有理想的青年走上新路。 片断--张季鸾：“文人论政的典型” 1941年5月15日，《大公报》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。张季鸾先生在《本社同人的声明》中说：“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，不是实业机关。这一点。可以说中国落后，但也可以说是特长。……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，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，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。” “文人论政”四个字精辟地概括了百年中国报业的特点。张季鸾一贯认为报纸如果只是客观地报道新闻，只能算“无负社会”；必须充分发挥报纸评论的重要作用，勇于对国家大事表达独立的见解，只有这样，报纸才能尽到“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”。他主持《大公报》笔政，将王韬、梁启超等开创的“文人论政”的报业传统推向了顶峰，树立了一个负责任的、议论国事的生气勃勃的榜样，将中国报业带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。 “文人论政”包含了他言论报国的全部梦想。从他年轻时担任《夏声》编辑，踏上这条不归路，他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政治党派，走的纯粹是一条“文人论政”的路。毛泽东说：“张（季鸾）本人年轻时在日本留学，虽然许多留学生都参加党派，但他始终以超党派自居。此后，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，他更是以第三者标榜。”（吴冷西《“五不怕”及其他》） 从1911年参加《民立报》，到1941年去世，他三十年的报业生涯，可以一分为二，前十五年备历坎坷，1926年主持《大公报》笔政后，纵横报坛十五年，声名远播海内外，影响之大，在世界各国报人中也不多见。1944年，他的老搭档胡政之在亲手编的《季鸾文存》序言中说：“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，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的阶段，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。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，他一生的文章议论，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。读者今日重读其文，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，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时代的历史。” 他为推动中国报纸特别是报纸评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，他的社评包含着民族的呼声和人民的愿望，谱写了百年言论史上十分重要的一页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