申端锋说当前中国农村出现了伦理性危机，我以为其根本则是农民的本体性价值发生了危机。所谓本体性价值，是指个人得以安身立命的基本理念和意义系统，是个人行为中最深层的基本意义和关怀。正是因为本体性价值发生了危机，农村出现了各种光怪陆离的伦理性问题，也就是申端锋所说伦理性危机。 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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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传统中国，因为受到儒家影响，中国社会缺乏抽象信仰，而十分生活化和现实化，孔子说“不知生鄢知死”，“敬鬼神而远之”，乃典型的中国实用主义。但是，实用主义不能解决有限人生的意义问题，也因此，孟子说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，中国人通过无限的子子孙孙的延续，来使有限的生命获得意义。徐旺生先生认为，中国人的子孙延续，与西方社会和日本都有巨大的差异，即每个成年男子都有延续子孙的责任、义务和愿望，而断不可将这个任务交与他人，包括自己的兄弟。当成年男子结婚后没有子嗣，一般要通过过继来解决此一难题。因为每个成年男子都有传宗接代的任务，就使中国的纵向社会难以发育，人与人的合作变得困难，中国人自私的一面暴露无遗。西方社会和日本均是长子继承制，只有长子才有传宗接代的任务，其他人并无强烈的传宗接代压力。西方社会因此容易建立起纵向社会结构。 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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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传宗接代变成每个中国人的义务时，家庭的意义就远不止是一个生产和生活单位，而且是一个宗教单位，是一个让人安身立命之所，是一个让个人有限生命找到无限意义之所，是一个人可以忍辱负重投入全部感情和身心之所。家庭的这种影响，仍然深深烙在每个中国人的身上，比如，中国人的成功，往往不是自己的成功，而是子女的成功，“望子成龙”，子女功成名就，自己人生就圆满了。而无论自己多么成功，子女不成器，则会深深地受挫，人生也无成功可言。家庭因此寄托了普通中国人的全部期待和希望，成为中国人的生活目的本身，成为中国的宗教。家庭就是中国人的全部，面对着家庭，虽然有着各种矛盾、冲突，却仍然对家庭怀有信心。而一旦有人不能成家，传宗接代无望，则这样的人就可能会被抛离出来，成为社会中十分危险的不顾及基本伦理的力量。 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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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重家庭，家庭构成人生意义全部的现象，与中国人缺少超越性宗教，是一体两面，相辅相成的。因为有了家庭这个宗教，有限人生的意义就被赋予到了无限的子孙延续事业中，个人就会有长远考虑，有大志向，有抑制短期利益而服务于长远事业的决心。个人就会变得行为有底线，行事有耐心，做事有原则，就不会仅仅为个人暂时利益而不择手段。 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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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，自近代以来，随着现代性因素的冲击，家庭本身的宗教意义逐步变得成为问题。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，中国农村发生了快速的变迁，市场经济的强力渗透，现代传媒的进入和农民的大规模流动，都将现代性的因素强有力地嵌入到了农村社会和农民家庭中。尤其要害的是，这次现代性因素的进入，不象以前仅仅摧毁了农村社会的表层结构，而是在强有力地改变农民的价值和意义系统，这次改变之细密和彻底，是之前任何粗暴的表面改变所不可比拟的。简单地说，经过20世纪一百年的现代性因素的冲击，到了21世纪，中国农村终于开始发生更为彻底而根本的改变，这就是对人的价值系统的改变，对人生意义的重构，对使人安身立命基础的摧毁。这才真正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。之前在器物层面被打碎的东西，因为意义系统仍在，而可以重建，现在意义系统发生了改变，器物层面就无重建的理由与可能。 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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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，虽然最近10多年全国农村都处于快速的变迁中，但因为不同地区农村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因素的差异，不同地区在应对现代性因素的冲击时，反应的方式和速率各有差异，中国农村成为了展示现代性与传统碰撞，传统在与现代化的碰撞中节节后退的巨大现场（试验场）。 (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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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可以随意抽取当前中国农村现场的一些现象，来展示中国农村千年未有之变局。比如，地下基督教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快速传播，比如，丧事上跳脱衣舞现象相当地普遍。有人说中国农村传统中就有喜丧一说，也有庄子在妻子死后且歌且舞。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现象上的类似，而在于背后的关怀。传统中国的喜丧说，是有其内在关怀和内部逻辑的，是有底线和原则的，是有文化意涵的，是被寄托了理想的。而目前丧事上跳脱衣舞，则仅是传统意义消失后，人们不知所措而以社会性竞争来替代之一种形式，不具有意义生产能力，且事实
